气温日渐升高，作为中国最大注塑鞋生产基地的温岭，鞋企的经济温度却降到了历年来的最低点。

    人民币升值，原材料涨价，工人难招，出口退税下调，竞争激烈，资金链紧张……这一系列问题让鞋企老板们很受伤。在重重困境面前，他们正在经受冰与火的洗礼。

    20%小厂悄悄关停

    在泽国、横峰、城北街道等温岭鞋业重镇，满眼都是一幢幢鞋企的厂房。在这些挂着“某某鞋业”的标牌背后，有的是规模宏大的厂房，有的是几层居民房，而有的只是一个门脸。

    在这些大小不一的鞋企中间穿行，时不时能看到房屋出租的牌子。“这些都是关停的厂子。”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，他有一位河南老乡，刚到城北一家鞋企打工没几天，企业就停了两条生产线，老乡只好再次找工作。温岭市工业局副局长黄晓斌告诉记者，目前温岭大大小小的鞋企共有5000多家，根据工业局的摸排情况，其中停产或者关闭的约占20%。“小企业关停的比较多，而大企业基本上都在生产。”

    根据工业局上个月对温岭主要鞋企的数据统计，今年1～5月，前十五强企业中没有一家停产，有五家还出现了产值两位数的增长，不过有十家出现了负增长。温岭最大的鞋企宝利特鞋业，上半年的情况也不容乐观，今年1～4月的产值是1.1亿元，跟去年同期的1.4亿元相比，下滑了19%(21%？)。

    黄晓斌介绍，温岭的鞋企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，那个时候的温岭人一开始是走街串巷补鞋，卖塑料制品，卖豆腐，渐渐地开始有了制鞋的小作坊。小作坊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大。2006年，大批鞋企出现，从年初的3000多家一下子猛涨到5000多家，这其中大部分是小作坊式的企业。

    “当时也想过要砍掉一批，但是一看统计报表，产值效益还不错，就暂时放了放。”黄晓斌说，没想到现在市场自动“减员”。其实，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从2007年就开始出现苗头。人民币每升值1%，利润就会受影响4～5%，而鞋企的普遍利润率在10%左右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谁做谁亏，只有大企业还在坚持着。

    从业人员从17万降到11万

    “2004年的时候我们就发了一篇调研文章，说温岭鞋企遭遇围城之困。2006年鞋企强劲反弹，形势见好。没想到，今年老问题没解决，新问题又不断涌现。”温岭鞋革协会秘书长潘克强告诉记者，前两年困扰鞋企的主要是工人难招以及人工成本上升。

    温岭是浙江制鞋业的产业集聚地，多为中小企业，用工需求量大。在温岭的外来民工中，从事制鞋业的占了三分之一强。但2004年以来，从事制鞋业的民工不断递减。随着劳动合同法的实施，外来民工自主意识的提高等，用工呈现供小于求的趋势，大多数企业面临着用工挑战。为了招工，不少企业一边固守大本营吸才纳人，一边主动出击到各劳务输出省市招兵买马。同时，对于老员工更是在“情感留人”上做足文章。“有的员工病了，老板亲自给他下面条”，为了留人，鞋企老板想尽办法。

    但是今年，招工难反而成了次要问题，因为相当数量的中小鞋企停产倒闭，使市场上出现了大量工人。

    据统计，2007年，温岭全市鞋企的用工量达到17.2万人，比2006年增加了1.9万人。而温岭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一位领导表示，“这几年，来温岭的民工每年都减少10%左右。目前，在温岭的外来务工者约30万，主要集中在三个产业：机械类约11万，鞋业约11万，三产服务业约5万。”鞋企员工从2007年的17万多减到今年的11万左右，可以看出温岭鞋企的目前状况。 　　一个做了12年的鞋老板

    最可怕的是资金链危机

    “汇率上升，工人短缺，原材料涨价。”说起这些，温岭知名鞋企浙诺尔的老总林明标就一个头两个大。

    和很多温岭鞋企一样，林明标开口闭口不谈赚钱，只谈生存。“上半年能保持不亏就很难得了，希望下半年形势会好转，能产生点利润。”

    12年前，林明标从一个小作坊起步，胼手胝足，原来走迪拜、非洲市场的女鞋，如今主要转向美国和欧洲，每年出口的女鞋量达到1000万双。

    作为外销型的企业，首先受到的便是汇率的冲击。“人民币升值1毛钱，我的利润就要损失5毛钱。”根据林明标的测算，人民币汇率和出口的每双鞋子的利润比是1∶3，即人民币每升值1%，利润就要减少3%，而每双鞋的利润在1.5～2元左右，“2007年人民币一升值，我们的订单眼睁睁地从盈利变成了亏损。”吃了大亏的林明标赶紧了解相关外汇知识，跟银行签定了利率锁定协议。

    刚刚从人民币升值的困局中走出来，林明标马上又面临着原材料涨价的大难题。尤其是从6月初开始的原材料暴涨，让林明标倍觉难熬。制鞋的鞋底要用到一种TPR化工原料，由于油价飞涨，TPR的价格在最近短短一周内便每吨涨了2000～3000元，原本11000的，现在要卖13000；原本14000的，现在要卖17000。“6月份的定单全都白做了。”林明标告诉记者，他们从报价、接单，到最后交货、收款，有4个月的时间差。这4个月内，一旦原材料突然涨价，是无法向客户提价的。6月初TPR突然涨价，使成本上升了10%左右，而10%对于鞋企来说已经是相当可观的利润率了。

    “还能再挺2个月，原材料再这样涨下去，我们只能亏本了。”林明标透露，在温岭鞋企中，像他们这样已经算不错的了，该倒的在5月底之前差不多都已经倒了，挺过5月的鞋企，应该说是有比较强的生命力的，也都在各自出招化解种种危机。

    员工荒不可怕，人民币升值也不可怕，原材料涨价也不可怕，真正可怕的是资金链危机。林明标说很多小型鞋企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危机，“很多企业互相担保，一旦一家企业出了问题，马上就会倒下一批。”而黄晓斌透露，目前温岭已经有鞋企遇到银行追上门来要债的情况。

    一个做了18年的鞋老板

    以前求着发货，现在车马冷落

    “怎么一年之间就变得这么快呢？怎么回事？”专门从事童鞋生产的福德隆鞋业老板朱富德有点想不通。福德隆的童鞋2/3出口，1/3内销，出口的倒还罢了，毕竟外贸现在全国都不景气，而内销市场的萎缩，就让朱富德看不懂了。

    “以前我们的货销得很好的，很多客户都求着我们发货。”但是仅仅一年工夫，日子就变了，以往热热闹闹的发货场面不见了，这还真让朱富德有点不习惯。

    今年上半年，朱富德总共内销童鞋一百多万双，比去年同期下降了二十多万双。

    “以前是苦，现在是难。”朱富德感叹。从温岭中学毕业后，朱富德就去石家庄卖鞋。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即起，夜幕降临才回家，这样的日子过了6年。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中，朱富德仍然勤奋地学习着关于鞋类的一切知识，光笔记本就记了十几本。里面的内容详细到这种程度：气温在26～27oC的时候什么鞋最好卖。

    1990年，朱富德创办了自己的工厂。18年来一路也是跌跌撞撞，但是朱富德坦言，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迷茫过。成本上升的压力挥之难去，人工工资在上涨，去年普通工人的保底工资是一个月1200元，今年普遍的行情是1400～1500元，技术工人更高，起码1700元。原材料价格也在蹭蹭往上涨，每双鞋的鞋底价格已经涨了5毛到1块左右，而每双鞋的利润也就1.5～2元，企业压力非常大。

    朱富德说，人人都要穿鞋，可是对制鞋企业来说，怎么有利润地造鞋，现在真是一个大问题。

    “我估计今年温岭的鞋企至少倒了400～500家，如果外部环境继续恶化的话，还会有更多的企业关门。”朱富德叹了口气。
低价神话正在破灭

    温岭市鞋革协会秘书长 潘克强

    温岭有近5000家鞋企，年生产各种鞋约8亿双，占到全国制鞋总量的10%。去年的产值是220多亿元，占温岭GDP的1/5，产品远销14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出口额150亿元。

    以前，温岭的鞋企基本上沿袭的都是低价低档的发展之道，即使是一些大企业，也并非以品牌制胜，竞争往往陷入“你便宜，我比你更便宜”的恶性循环中。

    但是现在低价神话正在破灭。工资上涨，原材料价格上涨，无法控制的成本上升使低成本逐渐成为过去时。外销有汇率风险，出口退税又在下调，内销竞争激烈，山东、湖南、河北等地的鞋都在上来，原材料上涨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之痛。而信贷紧缩，资金紧张更是鞋企面临的一个普遍难题。围城之困没有消失，对于温岭鞋企来说，它是现在进行时。

    不过一些大的鞋企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，开始走品质、品牌之路。以前温岭的鞋销往中东、迪拜居多，这种低价低档的鞋适合那里石油工人的需求。现在，有很多温岭鞋企已经打入欧美市场，成为沃尔玛、欧尚、TESCO等大型超市的长期供应商。这正是温岭鞋老板的努力方向。 　危机，正是突破的契机

    困境下的温岭表情四种

    表情一，自信

    李传法：误入“鞋途”，我不会轻易倒下

    面对今年的困难形势，还是有不多的鞋企仍然可以在脸上保留着笑容。

    兄弟鞋业的李传法就是其中之一。他在俄罗斯的工厂去年6月就开始生产，现在生意很好。他在埃及的公司每年能产生400万～500万利润。而他在温岭的鞋厂，产品出口基本上也没受影响。

    在大溪镇兄弟鞋业的厂房里，记者见到了刚刚从国外回来的李传法。“我们去车间看看吧。”在整洁有序的车间里，记者惊讶地发现，有那么多工人正在紧张地缝着鞋面。“这是做鞋最初的工序之一，把鞋面缝好以后才能跟鞋底粘在一起。”

    在三楼的成品科，摆放着一摞摞已经基本完工的成鞋，有童鞋、运动鞋、旅游鞋。李传法拿起一双黑色的鞋对记者说，“这是出口到美国的厨房鞋，你看看这橡胶底，有很多道纹路，就是为了防滑用的。”站在车间里的李传法很专注地看着手上的鞋，语气里带着一丝骄傲。

    李传法16岁那年就和姐姐一起做鞋。那是1986年。当时的鞋企基本都是手工作坊，生产手段也非常原始，大多是榔头加钉子，把一双双鞋钉出来。“榔头敲着敲着，稍微一走神就敲到了手上。做鞋不到一个月，我的食指就肿了。”回忆起那些整天敲敲打打的日子，李传法不胜感慨。

    做了5年鞋，21岁那年，不甘心埋没在一双双鞋中间的李传法前往上海，办了一家物流公司。1996年，很多温岭人开始到国外寻找商业机会，李传法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。他的第一站是罗马尼亚。干什么？摆摊卖鞋。之后李传法又到欧洲其他国家，卖出了一双又一双鞋。

    “那个时候，欧洲人对‘MADE IN CHINA’很不信任，觉得质量不好，档次低。”在欧洲做贸易，杀价很厉害，面对中国鞋受到歧视的情况，李传法很不甘心，就萌生了在国外办鞋厂的想法。

    2002年，在埃及，李传法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家鞋厂。2003年李传法回到温岭办起了兄弟鞋业。2006年，在鞋业还没有遭遇现在这么多危机的时候，李传法已经有意识地去俄罗斯考察。“在俄罗斯呆了8个月，来回走了6趟，累得要命。”从亲自打扫卫生开始，俄罗斯厂房一点一点造了起来。

    走出国门办鞋厂，使李传法在其他温岭鞋企愁眉苦脸的时候依旧神清气爽。

    人工成本上升？他在埃及的工厂为当地解决了500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，人力成本只有国内的60%左右。

    人民币升值？兄弟鞋业跟银行签订了锁定汇率的协议，长期结汇汇率锁定，人民币升值的风险由银行对冲，对企业来说，升值的风险等于零。

    原材料涨价？跟原材料供应商只报3个月的价格，而跟客户商定的报价是3个月以内都有效，也就是说，3个月内原材料价格涨了，可以跟客户要求修改订单价格，因为手上的客户都是老客户，信赖兄弟鞋业的品质。所以，李传法“吃的亏不是特别多”。

    “我当初是误入‘鞋途’。做鞋企太累，各个环节都得盯着，想休息一天都是难以实现的梦想。”李传法发完感叹，又话锋一转，“办企业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，办法总比困难多，我相信我们浙江的企业不会轻易倒下，我们浙江人也不会轻易服输！” 　表情二，激动

    蔡建法：大家都不敢去外地参展时，我去

    在温岭见到的第二张带有笑容的脸是属于博洋鞋业的老总蔡建华的。博洋刚刚减了2条生产线，从原来的7条缩减到5条。减生产线的原因不是接不到单子，而是主动调整，上马另外一条生产中档运动鞋的生产线。“我们7、8、9月的单子都接满了，现在厂里是满负荷运转。”

    蔡建华承认，原材料涨价对企业的利润确实产生了影响。“7月份一个月白做了。”也就是说，一个月生产的45万双鞋基本不产生利润。但是蔡建华表示，8月份就会根据情况作出调整，该谈的就得跟客户谈。“人民币汇率刚开始上涨的时候，我们也吃了不小的亏，但是慢慢地大家就知道跟银行签定汇率锁定协议规避风险。原材料也不会永远涨下去，即使涨也会有相应的对策来化解。”蔡建华说，办企业最重要的，是在别人普遍感觉到危机的时候嗅到机遇。

    所以，在大家都不敢到外地参展的时候，蔡建华的企业大摇大摆地到俄罗斯、迪拜等国际鞋展上去招揽客户。

    “鞋子要让客户认可，一定要讲品质、上档次。”蔡建华告诉记者，他的鞋走的都是欧美路线，对鞋子质量要求比较严格。上个月，有个美国客户订了4个货柜的鞋，客户感觉质量不错，想把原本在福建的单子转过来，因为他的鞋每双比那边整整便宜了1块钱。

    年产值已经有500万美金，每年都会吸引大学生前来就业，很难想象蔡建华的博洋鞋业成立才5周年。“别看我的企业年轻，其实我跟鞋打交道时间也不短了。”

    蔡建华透露，在办企业之前，他和妻子在江苏淮阴整整卖了十年鞋。“十年之前，我在卖鞋，十年之后，我在做鞋”，这样与鞋结下的缘分，自然不会因暂时的困难而舍弃。

    “我们浙江人都有拼搏精神，难，只是暂时的，说不定下半年情况就会好起来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蔡建华的语调有点激动。
表情三，思考

    全面节约，一个月省下5万元

    困局下的第三张脸上写着焦急、彷徨，但更多的是不服输和信心。这是众多遭遇困境的鞋企共同的表情。于困境中，他们自省；于无声处，他们出招。

    浙诺尔的老总林明标用的是“省”字诀。电灯都是节能的，车间里的电动机全部安装了节能设备，车间里实行班长负责制，下班之后要负责关电灯，关闸门；员工宿舍也出台了节电措施，超过额度的，电费企业和员工各付一半；车间空调的温度不得在27度以下；做鞋的边角料原来都扔掉不用的，现在都拣起来想法再利用……这一系列节约措施效果惊人，一个月竟然省下了5万元，相当于凭空多了3000双鞋。

    “真正的竞争对手是我们自己，在同样的条件下，我比别人做得好一点点，活下去的机率就大了不少。”林明标说，今年刚刚通过沃尔玛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评估，企业生产的鞋可以直接进入全球最大的超市销售。挺过去，希望就在前方。

    福德隆的老总朱富德迷茫归迷茫，对自己要走的路却也看得很清楚。“温岭的鞋企再不走品牌之路，可能全部都要倒掉。”为此，朱富德准备淘汰厂里的手工设备，引进国外的进口设备，还要在福建那边办一个公司，向那边的运动鞋企业取取经。“到目前为止我们温岭的鞋企没有一家请明星来做广告，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。”朱富德说。

    宝利特鞋业用的是“转”字诀。提前感觉到鞋业市场的压力后，整个产业在转型，从2006年开始就转向新能源，开发太阳能方面的产品，已经比较成熟。今年，这一块已经可以提供不错的补充。

    表情四，焦急

    20～30%企业停产，政府比企业更上心

    第四张脸是政府的脸。面对企业的危机和困局，这张脸上呈现出最柔和的线条。“鞋业兴旺，企业兴旺，我们高兴。鞋企遇到难题，我们也一样揪心。”温岭市城北街道副主任赵健宁告诉记者，6月24日，城北街道刚刚举行了一次鞋业形势分析会，企业代表纷纷表示遇到了困难。而根据街道5月份的摸排情况，75家上规模企业1～5月份产值增加了16.15%，而去年同期这个数字在25%以上，增长速度明显放缓。至于小企业，“约有20～30%处在停产状态。”赵健宁说。

    “在鞋业形势如此低迷的情况下，你们最需要政府做什么？”街道挨个问企业。赵健宁透露，街道准备集中十来家符合条件的鞋企，由政府出面申报“石粘运动鞋生产基地”，统一管理，统一品牌，统一价格，由点带面，借助品牌帮助企业走出困境。“下个礼拜，我们还要到青岛去，向那里的双星集团取经。还要把青岛大学的专家请过来给我们的企业老板充充电。”

    “鞋企遇到困境，跟缺少品牌有关。”温岭市工商局副局长童庆波说，政府最需要做的就是帮企业树立品牌意识，这样企业的生命力才能长久，才能对各种危机应付自如。

    “去年以来关于品牌方面的培训就搞了三次，我们还引导企业走自主创牌之路。由于温岭的鞋子以出口为主，需要走品牌国际化道路，我们就跟北京的涉外商标事务所联系，帮助企业在国外注册商标。”童庆波说，温岭是浙江省注塑鞋品牌基地，又是中国鞋业名城，需要有几个响当当的企业，树几块响当当的牌子，而眼前的危机，正是突破的契机。

    期待猛虎嗅蔷薇

    过去吃的苦，如今遭的难，听他们一一述说。

    在短短三天的走访中，记者只能大概描画出温岭鞋企的轮廓。但是在跟一个个企业家面对面的聆听与交流中，分明能触摸到温岭鞋企的脉搏。

    一只手的脉象是微弱而急促的：5000多家鞋企，一年内就能新增2000家，这样的作坊式企业在行业景气时还能分得一杯羹。但是，当模仿成为利润的保证，手工的敲敲打打成为一双双鞋的来源时，这种盈利模式显得那么脆弱。所以，当风暴来临，那些舢板与独木舟总是率先被掀翻。

    另一只手的脉象则平稳许多：那些成立经年的鞋企，短则五载，长则廿余载，曾经斩风破浪，划开碧波。当飓风来临，他们仍在航行，向着更远的远方。

    做过鞋，或者卖过鞋，然后有了属于自己的企业，这种温岭鞋老板的创业之路被一次次提及。也许，那些老板们自嘲自己“误入鞋途”的同时，也有一种难以为外人道的辛酸、辛酸背后的自豪、以及自豪背后不惧风浪的底气。

    多少苦和累，俱成过往，而今风吹浪打，胜似闲庭信步。

    难，是因为所有的不利因素都集中在了一起，现在的难，也是因为以前的钱赚得太容易。庆幸的是，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处境，也有了应对之道。

    浙江经济是有活力的，但是低档次的重复竞争已不足取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需要老虎，需要狮子，需要大象，需要引人注目的大家伙。

    所以，当穿过风暴之眼的温岭鞋企在墙角立定，我们希望看见的，是有若干只老虎在自由地细嗅蔷薇。